白俄罗斯村庄和波兰首都的无情镇压者是否应该得到严厉对待？与其他许多德国战犯一样，迪尔旺加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里试图混入难民的群体里逃避战争罪，看来他的目的地是瑞士。解开迪尔旺加生命中的最后岁月的谜因是一项困难的挑战，因为他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受伤后的迪尔旺加在离开医院的那一刻起，其最终命运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份文件提到了迪尔旺加在1945年3月15日至20日拜访了戈特洛布.贝格尔（Gottlob Berger）在柏林的房子，随后回到了他父母在内卡河畔埃斯林根的家。其他文件则指出迪尔旺加出院后迅速向西南方向逃去，最终到达了符腾堡州的阿尔茨豪森镇。无论如何，在最后大量“失败主义者”被追捕和绞死的日子里，迪尔旺加毫无困难地在德国各地旅游。关于迪尔旺加死因的报告，同样具有不确定性，而且相互矛盾。有人怀疑迪尔旺加成功逃到了埃及，在那里和奥托.斯科尔兹内一起训练埃及的警察部队。1960年，所有的疑问最终被一个令人惊讶的答案盖棺定论：奥斯卡.迪尔旺加早在阿尔茨豪森镇便已死亡。死亡地点是在阿尔茨豪森镇监狱。这座监狱从前是酒厂，后来成为马厩。监狱与当地市政厅毗邻。当时的监狱主任是阿尔茨豪森驻军司令霍夫曼少尉。6月4日-5日晚，迪尔旺加被带去审讯了三次，期间他在走廊上被殴打。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法国占领区当局的总部设立在市政厅，是当年符腾堡公爵阿尔布雷希特.菲利普（Philipp Albrecht）的居住地。1934年，由于拒绝在自己位于斯图加特的王储宫（Kronprinzenpalais）上悬挂万字旗，菲利普公爵和他的家人被以反对政权为由赶到这里。

在和贝格尔进行最后一次谈话后，迪尔旺加便启程回家。二者之间的谈话内容至今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内容包含了在即将到来的战败结局时必须尽可能掩盖自己的犯罪痕迹。回到家后，整个4月上旬，迪尔旺加一直在致力于从他父母的房屋内掩藏那些赃物。此后不久，4月22日，迪尔旺加搬到了巴伐利亚州西南部的阿尔高-伊门施塔特（Allgäu-Imenstadt）附近的狩猎场。狩猎场的主人是符腾堡州著名工业家罗伯特.博施（Robert

Bosch），他是贝格尔的好友之一。在那里，迪尔旺加脱下了他的党卫军制服，换上了便装，然后消失了几个星期。很显然，他去了阿尔茨豪森，那里的康斯坦茨(Constance)湖——也就是博登湖，距离最近的瑞士边境只有40km。迪尔旺加去那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地有位叫克里斯蒂安.海贝尔（Christian Häberl）的人，据说，他曾被送到迪尔旺加旅进行厨师改造，因为他曾谋杀了一位非洲人（法国殖民地部队）。海贝尔可以在当地为迪尔旺加提供庇护。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投降后仅三天，法国人就开始对法国区的仓库和设施出入口进行路检。占领的第四周，法国人已经开始封锁奥地利与瑞士之间的边境。封锁措施主要发生在符腾堡州小城的两条道路：

1.       Messkirch-PfullendorfOstrach-Altshausen-Weingarten-Ravensburg-Wangen in Allgäu-Imenstadt

2.       Sigmaringen-Herbertingen-Bad Saulgau-Althausen

同样，即使是所有人都要接受战败的悲惨结局，但如果被认出是党卫军军官，命运将注定一半。迪尔旺加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回忆的：“我们整理了一些平民的衣服，然后将我们的制服扔进了一个坑里......我们在夜晚出行，就像许多士兵那样，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从森林再到田野。期间我们不断遇到一些个人或是小组，他们也在离开。我们的交流不是很多，只是试图在夜晚走更多的路。很幸运，美国人没有抓到我们，我们也无法得知在外面什么地方会有岗哨。很幸运，我们就这样走到了曼斯菲尔德（Mansfeld）附近的一座小镇。”

在阿尔茨豪森，奥斯卡.迪尔旺加沦为了法国或法国殖民地人，或是波兰警卫占据的监狱的受害者，在迪尔旺加到来前，他们很有可能就已经杀害了其他囚犯，而波兰人可能知道了是谁被关押在那，并决定为此采取报复措施。

唯一的问题是，在法共的波共知道些什么关于迪尔旺加的信息？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1944-45年期间，在西方战线的波兰人对奥斯卡.迪尔旺加和他那臭名昭著的军团了解多少？第一点需要知道的是，当时在法国的波兰人，对他们此时的祖国了解知之甚少，更不必说华沙起义。即使是对起义军新闻的调查报告显示，迪尔旺季加并没有被重点报告；《信息简报》（Information Bulletin）的消息显示，也没有被重点报道，甚至还与其他单位相混；那么法国的《人文报》（l’Humanité）呢？甚至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也许可以用这样的解释来说明：迪尔旺加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周边有大量被驱除波兰犹太人或波兰人的城镇，他们当中可能有谁认识他，并恰巧的在担任警卫这一职务，又恰好的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阿尔茨豪森市政厅。第二个解释版本是，有一位集中营的幸存者——很可能是在斯塔里-季科夫的德国劳改营。在符腾堡州指认了党卫军的人。扬.格哈德（Jan Gerhard）的证词提供了第三种思路：偶尔，在德国的波兰人也会与来自法国的波兰人进行联系，在德波兰人希望如果在法国的波兰人成立一支部队后就加入后者。但无论是我还是杰勒（化名“N”）少校，都无权招募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名单已经不予批准并且关闭。法国人可以让我们集中起来，去对付那些让他们焦头烂额的游击队。”

在描述奥斯卡.迪尔旺加最后的日子前，需要说明背景。首先可以确定集中营的囚犯是如何来到安静祥和的阿尔茨豪森的。党卫队从纳茨韦勒-斯特鲁特霍夫（Natzweiler-Struthof）集中营的外区——（比辛根（Bisingen）营地里拉来了200名囚犯进行超过100km的“死亡行军”。他们从比辛根出发，最终要抵达埃希施泰根/埃本维勒。路线：Bisingen-Schömberg-Deilingen-Bärenthal–Beuron/Fridingen–Messkirch–Wald–Aach-Linz–Ostrach–Hoßkirch–Eichstegen /Ebenweiler

1945年4月22日，这200名囚犯到达阿尔茨豪森，党卫队的人在那里把他们关进谷仓后，就逃离了现场。发生小范围的战斗后，这座城镇也在同一天被占领。由于需要继续向西南方向推进，法国第1集团军只留下了一点人作为驻军（遗憾的是尚不清楚当时指挥官是否是霍夫曼少尉）。法国人任命了约翰.弗里德里希.罗尔（Johann Friedrich Rohrer）为新镇长，他在法国占领的头几周里纵容专横和野蛮行径。

除了法国人的报复行为以外，集中营囚犯也对德国人采取了复仇。他们发泄了多年来在党卫队看守那增长的怒火，并得到了法国人的认可：

“最后，法国军队来了，他们人数很少。他们把我们叫到一起，说：你们现在是自由身了，被解放了，你们不用再害怕了。你们可以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去吧，如果有发现那些纳粹党党员，把他们带到这里。他们给了我们弹药，枪支，甚至还有摩托车和吉普。此外还建立起了总部。有个囚犯——他在被俘前是波兰陆军中尉——成为了我们的头头，因为他知道办事该怎么办。我们出去了，开始逮捕那些所谓的“党内精英”，然后把他们带到总部，我们利用他们做了我们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

由于这些波兰警卫在1945年6月4日至5日夜间进行的“调查”，迪尔旺加被殴打致死。

迪尔旺加的狱友，德国空军中尉安东.弗辛格（Anton Füssinger）在拉文斯堡（Ravensburg）警察署和绍尔高（Saulgau）法院的证词中提到：

“1945年6月1日至6月5日，我在阿尔茨豪森当地的监狱里，与另外两名囚犯在同一个牢房里。我们用自己的姓氏做了自我介绍。其中一个是来自内卡河畔奥伯恩多夫（Oberndorf）的古斯特.明奇（Gustl Minch）。另一个人自称是迪尔旺加，我并没有去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更多信息。然而，在第二天，担任看守的波兰囚犯称他为“上校”。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说，这意味着他是一名上校。之后，他回答了我进一步的问题。再后来，我们一起多呆了一会儿，他承认了自己曾在党卫军中服役。他被逮捕是因为这些波兰囚犯声称他是季科夫劳改营的负责人，因为他的名字被列在了集中营入口处的板子上。他当着我们的面解释说，他不是集中营的指挥官，只是暂时在他的营里担任警卫 [......]在牢房门前有个法国士兵，一个戴着红kepi帽的法国警卫。但当我被逮捕时，我就再也没看到他了，取而代之的是这群波兰人。第二天来了[......]一个16岁的犹太人[......]，他来自绍尔高的埃贝斯巴赫（Ebersbach）。波兰人逼迫他打我们的脸，他就在他们的监督下不停地打我们的脸，直到累了为止。我们回到牢房以后，整张脸可以说是不成人样。同一天我也挨了波兰人的打，因为我拒绝喊三声“我是一只德国猪”。迪尔旺加和明奇每天晚上都会被从牢房拉到走廊上挨一顿毒打，击打声伴随着可怕的尖叫声。白天，我看到蒙奇和迪尔旺加脸上的伤口在流血，他们全身都是伤痕。

证词的最后揭示了这两个人的最终结局，和法国人战后最初几周在德国本土的行径：

“明奇和迪尔旺加在6月4日至5日晚分别被三次被从牢房中拖走，然后在走廊里被殴打。第三次回来后，两个人无法说话，也没法站立。过了一会，警卫进来，命令两个人站起来跟他们出去。明奇和迪尔旺加都没能站起来。然后警卫们开始用枪托砸他们的脑袋，他们的头逐渐变成一坨难以辨认的血浆。之后警卫离开，两个人，或者说尸体躺在牢房里。我惊讶的是，根据法国人的死亡登记，迪尔旺加在6月7日死亡，而明奇则是6月8日，登记报告上二者都是自然死亡。我随时都可以在法庭上作证，明奇和迪尔旺加是在被关押期间被波兰警卫殴打致死。”

贝蒂.安吉勒（Betty Angele）的证词证实了这一点，他是德国红十字会的一名女护士。安吉勒告诉拉文斯堡警察署的人，称迪尔旺加被逮捕的原因是缺乏必要的文件。她的证词与弗辛格的几乎一致：

“6月的头几天，我给弗辛格送去了晚饭，我们是在埃贝斯巴赫认识的。现在，我已经忘记我是否和他谈及过他被捕的原因了。牢房里还有两个人，当时我尚不清楚他们的名字。当他们死后，我才得知，明奇是当地盖世太保负责人，以及党卫军军官迪尔旺加。看迪尔旺加的样子，你可能会认为他已经60多岁了，我并不认为这样一个老人会是一个士兵。我相信他是被法国人逮捕的，因为他身上没有证件。迪尔旺加询问我是否知道他会来阿尔茨豪森呢，我不知道。然后我问他来自哪里，他说他曾经住过医院。我没记错的话，他当时说他来自蒙根（Mengen，阿尔茨豪森西北23km处）

波兰警卫的发泄行为致使了奥斯卡.迪尔旺加的死亡。鉴于资料的稀少，我们也对当时阿尔茨豪森驻军司令知之甚少。前文提到的约翰.罗尔（），以及后来的雨果.里格尔（Hugo Riegel，）对波兰警卫的野蛮行径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他们中之一在迪尔旺加和明奇的死亡登记表上写下了“自然死亡”的字样。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尔茨豪森监狱没有人试图阻止迪尔旺加和明奇遭受酷刑。

显然，波兰警卫可以在司法方面进行完全自由的发挥，甚至没有审判环节。需要指出的是，市政厅的人一定知道隔壁的监狱里对囚犯实施酷刑的事。法国人在6月8日订购了一口棺材，并确保没有人能在11：00前打开棺材盖。法国人向神父约瑟夫.罗默（Josef Romer）解释，他将主持党卫队区队长迪尔旺加的葬礼。死亡登记册上是这样记录的：Gestorben an den Mißhandlungen der Wache——遭狱警虐待致死。迪尔旺加的死亡证明直到1945年6月19日才补发。

关于这段经历，唯一的资料是两位证人的证词，强调了“波兰警卫”或者是“警卫”的参与，两个说法基本相符，这给了我们对于迪尔旺加战后神秘命运的一定了解。两份证词都提到了迪尔旺加和明奇每次被带出牢房又回来后，身体状况都会受到严重损伤。两人都在接连经受几天的“审讯”后死亡。

遗憾的是，无法将德国人的证词语波兰和法国人方面进行比较，更不用说波兰人和他们的法国上司之间的联络了。

在引用证词时，应当注意的是：证词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鉴于弗辛格和安吉勒证词的一致性，以及资料的稀少，很难去质疑或者否定证词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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